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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痛越堅韌,越夢越清醒——《廉潔拐點》書評

2017-04-23 . 閱讀: 1,207 views

撰稿人:伊卡洛斯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卡爾·馬克思

【定義廉潔】

“蓋曖昧不明與一成不變之局,原為一事而不可分”。要明確廉潔的含義,就得看清腐敗是什么。而腐敗的,并不是只有貪官。盡管各時代各地區對腐敗的定義都有著差別,但是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在公共領域過度追逐私人利益”,以及“行使公共權力時將少數人的私利放在公共利益之上”。從中能夠解讀出,腐敗的特征不只是貪婪,還有懶惰。而如果結合現實體驗深入思考的話,就會深信:二者是共生關系。

實際上,腐敗的危害絕不僅僅是公共財產的流失。與經濟性腐敗相比,政治性腐敗性質更惡劣,后果更致命。一個“不擔責任是成熟穩重,會踢皮球是聰明智慧,得過且過是辦事得體”的官場,能夠污染一切的新鮮血液與創新制度,消解整個官員對國家的信心。讓公職人員忙于打造完美形象,讓領導高興;對治國理政卻推拖糊弄,相互隱諱,莫敢上聞。他們表面上“政治正確、執行堅決”,暗地里挖溝渠,讓領導政策按照他們的意圖流動……因此,腐敗是社會的“問題域”,也是發展“負資產”,從破壞競爭到荼毒文化,從戕害公平到拉低道德,并且蛀蝕了民眾信心、民間信仰和社會信任的根基。“政治違章建筑”就像“城市牛皮癬”一樣,不但嚴重影響執政觀感,而且弱化了黨員群眾的歸屬感好獲得感。

然而,反腐是一場現代化的專業性工作,面對政治生態的治理,我們不能報以“泛道德化”的非理性態度,而是必須以科學地、歷史地、現實地方法來有策略地進行。正如一個生病的人需要先“猛藥去苛治頑疾”、而制定契合自身的“康復計劃”,最后再治療“亞健康”。從腐敗走向廉潔,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是任重道遠、攻堅持久、循序漸進,步履鏗鏘的。

廉政牽引著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公平交易、司法改革、生態革命,帶來國家治理體系變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應,既要糾正“劣幣驅逐良幣”的官場逆淘汰現象 ,也要凈化“很多人不是反對腐敗,而是反對自己沒有腐敗機會”的社會不良風氣。社會政策落點和綜合發展效果與每個人密切相關,因此,反腐需要上下齊力: 一方面,治理變革、整肅貪腐,對政治體制的結構性改革,進行有序政改;另一方面,告別民粹,運用網絡等創新的手段激發群眾觀眾,促進人民參政議政,實現有效民主。

【有序政改】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反腐是政治的微縮景觀,廉政反腐考驗著執政黨的智慧。蘇共在黨和人民關系問題上無所作為、反向作為,使自己從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鋒隊,蛻變只為少數人活著的資產階級市儈集團,直接決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運。因此,“黨要管黨,才能管好黨;從嚴治黨,才能治好黨”。

整肅貪腐,目的是形成廉潔的政治與社會風氣,需要一抓主體,促進公眾人物和公職人員的公德(相善其群)和私德(獨善其身)提升;二抓載體,改進官方形象和公務行為,勤政節儉;三抓媒體,促進媒體信息傳播“再平衡”,“治奢”、少“燒錢”。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要不斷強化法紀觀念。“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歸,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無視法紀是官員責任意識缺失的結果,也是貪污腐敗的前奏。而成文規則是組織經驗教訓的儲藏所。 健全黨內法規是要用紀律管全黨,監察體制改革則是用法律管全體。法治不是抽象的,它包括契約精神、規則意識和底線思維,可以通過官員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以及文風、話風,都可以看出他的法治性、法治思維、法治理念到底是什么樣的水平。

此外,還需要堅決抵制反對同各種錯誤思潮,比如所謂的“反腐傷經濟”的謬論。實際上,治病講究“三分治,七分養”,一個大國經濟發展,絕不可能把經濟增長寄托在奢侈品消費、公款消費和行賄支出的“拉動”上,把官員勤廉有為寄托在“腐敗獲益”和“非正常收益”上。“官民公奢”猶如飲鴆止渴,不但會令貪腐成本沖銷發展效益,更會成為經濟轉型升級、政府簡放政權的攔路虎。

既要效率,又要紀律;既要干事,又要干凈,這是為官做事的“本錢”。官場作風問題和風氣問題,不但會導向腐敗,還必然導致精神垮塌。 作風是變量,是黨建的永恒主題,不但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必要時還須下猛藥,以“清存量,阻增量,控變量”,案例細節原汁原味,違紀人員點名道姓;強化了違紀人員的恥感、痛感和孤立感。

對于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公職人員來說,必須適應“監督無處不在,問責無時不有,舉證無人不可”的網絡化生存環境,必須在辦公室內外、八小時內外全天候保持地人民監督和黨紀國法的敬畏感,必須適應“既管本人又管家人”、“既管才德又管財產”的全方位監督壓力。

【有效民主】

如上所述,廉潔事關人民的方方面面,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經濟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公平、生態良好)息息相連,而在這其中,社會公平和政治民主與廉潔的關系最緊密。

在社會公平方面,“富人太富,窮人太窮”的社會不可能清廉。因為人們會不擇手段地“向錢看,向上爬”。所以貧富越懸殊,腐敗越難治。只有把教育、醫療、住房的民生難點用公共財政、公共經濟、公共服務來“兜底”,才能確保“中國夢”不是少數人的特權。“少數人的成功”和“壟斷者的繁榮”,如同給腐敗高發期戴上的鍍金飾品;“多數人的幸福”與“改革者的成功”,才是向著共享、普惠的社會目標一步一步奮進。

因此,必須把維護民眾的“錢包權”作為施政重點,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資源在市場中配置,資金在網絡上監管” 。一是管好國家財政即“公家錢包”,重視知情權、監督權和信息公開;二是理好社會財富即“私家錢包”,強調民生權、財產權和分配正義。兩個“錢包”消長用度,體現了公共政策偏好和社會分配導向。

在政治民主方面,腐敗是不民主的內衛,更是不公開的嫡親。因而,國家穩定離不開民主。但是,民主不在于如何標榜,而在如何實現。而對于中國人來說,實現民主的關鍵,是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即在一個不相熟悉的共同體下,能夠承認對方人格、追求互相平等、訴諸理性交流、少數服從多數、支持他人權利。這需要我們遠離“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不做皇帝,就做順民”的極端情緒,遠離“道德潔癖、利益近視、文化散光、散漫被動”的社會戾氣。

此外,信任不能替代監督,民眾實施問責,擔起人民主體地位的責任,除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提升。還離不開對當下時代資源的有效利用,一個社會資源,即支持和舉辦體現共同價值觀的社會活動,訓練自己在團隊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離的合作”的能力 ,從而培養公共觀念、紀律習慣、組織生活和法治精神,繼而最終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另一個是技術資源,用互聯網和大數據這樣幾乎是零成本、無時差的集體凝視、集體苛評與集體合圍觀中,讓公權主體不誠不信、不廉不潔的成本呈幾何級增長。

當然,同在屋檐下共事難免磕磕絆絆,陌生人間的交流融通總會糾紛不斷;互聯網也未必是“互信網”,大數據更未必是“真數據”。外界資源運用中產生的問題值得警惕,以避免產生與初衷相違背的嚴重后果。但是,相比之下,必須時刻牢記的是:國家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國國民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治理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存在,只可能是實踐出來的,絕不可能是思辯而成的。

【新路在望】

萬事從來貴有恒,無須揚鞭自奮蹄。拐點不是“車已到站”,而是“新路在望”,在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的廉潔拐點下,“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而若要問責制度扎根和繁茂,實現政治生態的穩定性、開放度、透明度和成熟度,須從“注意傳統文化“與”順應時代潮流”兩個角度出發。對過去我們看得越清晰,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多。中國傳統對清官的七大特征(正氣、勤政、諫諍、執法、愛才、律己和家教),對當今的我們依然有著不可估量的啟示意義 。而對當下我們看得越透徹,未來發展的確定性就越高。廉政建設與反腐敗斗爭已不再是獨善其身,而是雙向開放。即“黨內-黨外”監督互動機制(黨內治理開放化),健全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等黨外監督體系;與“國內-國外”協同聯動機制(國內治理開放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深化反腐敗國際合作。

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激濁揚清、扶正祛邪。持守擔當,自我革命;越痛越堅韌,越夢越清醒。

腐敗就是穿過時光峽谷時最兇險的灘涂與巨浪。《廉潔拐點》提供了一份來自美國歷史的成功經驗:老羅斯福總統從制度上解決了美國當時嚴重的腐敗文體,將國家帶入了正軌,成為當之無愧的領袖,因為他實現了共和黨與民主黨的趨同性治理共識、聯邦和各州的協同性行動共識、資本家和政治家的政治共識,在反腐與廉潔建設中凝聚了社會上下的共識。

在瑞典,廉潔拐點意味著高福利、發達經濟的社會模式,它號稱“不讓一個人掉隊 ”,用廉潔治理來造福人民。新加坡的廉潔拐點則與嚴刑峻法有關,“以廉立黨,以法治國”,從領導人以身作則到法律與各項制度設置,都嚴格遵循廉潔原則,這正是新加坡變成現代化國家的秘訣之一。當然,《廉潔拐點》提供給讀者的不只是上述成功案例,蘇聯的失敗教訓也讓人意識到,在國家轉折期對腐敗問題的不作為,對大國發展之路的傷害是致命的。

在梳理了作為大國標配的廉潔拐點案例后,作者思考的重心當然還在中國當下。新常態的時期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十八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設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廉潔拐點》提出這其中有一套科學的頂層治理,這是“從生產力革命向新治理革命”的轉變。

這其中有一套很有針對性的“組合拳”。從“老虎蒼蠅一起打”到官場反腐風暴,從八項規定出臺到反腐的制度建設,從修復政治生態到干凈的政商關系的恢復,再從精準反腐到海外“獵狐行動”,種種跡象都意味著國家在經歷一場政治生態的重大轉變,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與此同時,這樣的時期也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矛盾多發期,能夠妥善解決后這些問題,正是中國轉向現代化治理的關鍵點。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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