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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辯論的故事

2015-12-30 . 閱讀: 2,021 views

深度好文,看完后,要是誰還亂說話,你就知道為什么不用理他了。

文章來自余晟以為(微信號:yurii-says),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公眾號。

文/余晟

我第一次知道“辯論”這回事還是在中學。當時有個電視節目叫《第二起跑線》,結尾的固定節目就是辯論賽,兩所中學各派一支代表隊,根據預先設定的“法律重要還是道德重要”或是“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之類的題目展開辯論。

這種比賽讓平時只會“爭論”生活話題的我大開眼界:原來嘴皮子厲害是可以厲害到上電視的,還有這么多“正經又顯檔次”的話題可以爭論。但是,當時我身邊并沒有這樣的環境,即便年級里也照貓畫虎組織了一次辯論賽,因為缺乏訓練,水平和日常爭論相差無幾,賽場哄笑不斷,最后只能作罷。

等升入大學,這類活動就開始多起來,各個社團也熱衷于組織新生去參加這類活動。進了大學半年,我稀里糊涂地當上了本系本年級辯論協會的會長。后來才知道是學校馬上要組織辯論賽了,我就被“拉郎配”地當上了本系的組織者。

學校的辯論會也是依樣畫葫蘆,幾個辯題也是“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之類。所以每次題目出來,我都要去圖書館借閱跟辯論有關的書籍,找到同樣的辯題,把雙方選手的發言整理羅列出來,以便比賽時拿出來用。其中有一本書我印象特別深,叫《獅城舌戰》,是1993年國際大專辯論賽的文字實錄,最后的決賽在復旦大學和臺灣大學之間進行,題目就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惡”。當年的直播我應該沒有看過,但光是看文字也覺得相當過癮了,而且時常想象自己有一天也能唇槍舌劍,把對手駁得片甲不留。有意思的是,當時復旦大學代表隊的指導老師是王滬寧,如果你留意一下新聞聯播,會很容易發現這個人的名字。

獅城舌戰或許是因為有精心的準備和訓練,指導老師水平也高,所以又熱鬧又有檔次。像我們這種草臺班子的辯論賽,似乎總有些不得法。記得有次辯論里我舉了個例子,意思大概是“沒有金剛鉆就不攬瓷器活”,應該迎難而上;結果對方說:“難道對方辯友要否定人類趨利避害的本性嗎?” 當時我腦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接話,就把發言時間錯過了。而且后來很長時間我都想不明白:迎難而上沒錯啊,趨利避害也沒錯啊,那到底哪里錯了呢?怎么我就會沒詞了呢?

轉機來自我在歷史系聽的講座。那時候歷史系的老師很愿意在晚上開各種講座,有意無意地夾帶私貨,搞些“啟蒙”性質的活動。當時講座的主題是《希臘精神》,講的是古希臘文明,總之就是謳歌希臘人如何實踐民主、熱愛運動、尊重邏輯等等。講座里專門提到有段時間希臘“詭辯成風”,而“詭辯派”又叫“智者派”。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詭辯”這個詞,我深深記住了它。按道理,辯論應該是好事,參加的都是“智者”,怎么會取“詭辯”這么不雅觀的名字?而且主講老師專門提到,今天大學里流行的各種辯論賽很多“其實就是詭辯”。這個觀點讓我大吃一驚,不明白自己怎么跟“詭辯”聯系上了。

但這只是轉機,而不是轉折,雖然“詭辯”到底怎么回事我還不清楚,但是我對辯論的認識卻在另一個方面加深了。在離散數學這門專業課里,我第一次接觸了嚴肅的邏輯知識,才知道原來還有這種學問。我想起在“希臘精神”的講座上,老師侃侃而談地說起“邏輯乃思維正確之方法”的那種號召力,加上數理邏輯的符號規整、推導清晰,讓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門學問,甚至一度認為,有了數理邏輯就可以打遍天下了。

當時我正惡補各種西方經典,看到波普爾在《辯證法是什么》里用邏輯符號證明了,從“正”和“反”兩方面推導出一個結論完全是扯淡,因為從這樣的前提出發,什么結論都可以推導出來。這個結論總是讓我興奮不已(那時候王怡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哈耶克加波普爾,堪稱我們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夢幻組合。這個比喻真是讓我絕倒)。

后來我才知道,邏輯也是一門復雜的學問,數理邏輯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它還有符號邏輯、形式邏輯等等很多內容,想著靠數理邏輯打遍天下,這是不現實的。于是我又專門讀了幾本邏輯書,金岳霖先生的《邏輯》幫我廓清了邏輯的整體輪廓,而殷海光先生的《邏輯新引——怎樣辨別是非》教會我怎樣應用邏輯明辨是非。

回到辯論,當時有個很好的辯論場所,那就是BBS。因為整個互聯網還處在1.0時代,BBS是大學生最熱衷交流的地方,在BBS上整天都有辯論。因為當時互聯網管理還比較松,加上我進入大學之后自由看書惡補了不少知識,所以每天都有蠻多話題可以跟人辯論。“美國是好還是壞”這類題目幾乎每幾天都會出現一次,而起每次都相當熱鬧。我當然是屬于唱贊歌的那派,并且積極為此搜羅了大批資料,對于那些“不利”資料,也會積極想方設法找個解釋。

當然,在冷戰結束后辯論這類話題,天然就有優越性——比如朝鮮戰爭顯然就是美國為了保衛自由世界而戰,你看今天的韓國和朝鮮人民的生活就知道了嘛。其實當時我根本不清楚冷戰的來龍去脈,對真正的政治也沒什么了解,不知道朝鮮憑借“千里馬計劃”曾經一度在經濟和生活上領先韓國,也不知道李承晚是個什么來頭的家伙,更不知道韓國今天的民主乃是韓國人民付出血淚向政府爭取來的。總之,韓國比朝鮮好,所以美國打朝鮮就是好,有百利而無一害,有了這個簡單清晰的結論就足夠了。順著這個結論下去,美國打越南也是天經地義,只可惜被自己國內的反戰給攪黃了…… 許多年后我才知道,自己曾經那么激烈地希望擺脫之前受過的傷殘教育,其實無非是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用一個簡單結論否定另一個簡單結論,走的仍然是傷殘的老路。

就在一場又一場的辯論當中,我頗發現了自己懂的那點邏輯的用武之處。相對文科的網友,我背后站著邏輯的大神,或者調侃或者歸謬,即便發現說不過也可以隨意胡攪蠻纏,因為對方往往沒有察覺我的漏洞。記得有次我說了句很不尊重人的話,對方說我不講規矩,我當即回復“費厄潑賴就是要緩行嘛”,還頗得到一些人的夸獎,自己也相當得意。還有一次告訴朋友罵人的技巧,人身攻擊某個我們都不喜歡的網友,結果是自己的帳號被封了一周,我們也覺得很痛快。現在想起來,什么是詭辯,這就是赤裸裸的詭辯嘛!

在BBS上辯得越爽,我就越覺得學理科好,因為理科生懂邏輯,文科沒邏輯,所以世界就等著理科生來拯救吧。我一直抱著這么樂觀天真的想法,直到后來讀到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才改變。這本薄薄的書看得我精疲力盡,看每個小節都需要竭盡全力去思考。而且我仔細回顧,發現他說的竟然是對的,但是沒有看他的書之前,我竟然不知道要往何處去思考,或者稍一動念就會出錯。這本書給我最大的啟發是,文科也是有邏輯可言的,而且是要在沒有符號的領域里展開邏輯思考,這種邏輯或許就是“內在的規范性”,掌握和運用起來難比登天。

所以自然的結論就是,要想掌握文科的邏輯和規范,僅僅看書恐怕難于登天,沒有持續艱苦的訓練多半是不成的。這也是我此后一直保持的觀點:對于文科的知識,僅僅會讀書恐怕充其量是成為兩腳書櫥,難以得到一點真正的可靠發現,所以其實并沒有掌握這些知識;要想真正掌握,絕對離不開老師的悉心指引和自己的艱苦訓練。

明白了這一點,我就大概清楚了文科的思維方式,相比之前多了敬意,并有意識地去鍛煉。結果大三下期考托福的時侯我的作文得了5.5分,當時滿分是6分(所以我是所有考生中的前3%),這個分數我自己完全沒想到,身邊很多朋友也相當意外,因為我的英文遣詞造句能力并不怎么好,只是當時一起復習的同學說,每次看我的作文都覺得思路和普通人不一樣,大概就是因為這個,我才考了個不錯的分數。

掌握文科的邏輯,對我又是一個轉機,讓我明白自己看不起的東西,很可能知識自己不理解而已。有天我在網絡上閑逛,在薛兆豐的個人網站《制度主義時代》中讀到他對某個老師的贊揚:在辯論中,這位老師無話可說之后,并沒有惱羞成怒,而是詢問“你最近看了什么書?” 這個贊揚我想了好一會兒才明白,似乎真正的“對事不對人”應該是這樣的,而且要在發現自己犯錯之后大膽承認,并積極學習對方的觀點。

我之前通常是從觀點類似的朋友那吸收一些觀點,明白上面的道理之后,我時常會想想,是否跟我針鋒相對的觀點,它們是從哪里來的呢?它們會不會也有道理呢?一旦開始這么思考,仿佛整個世界都變化了,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五彩繽紛。積極從針鋒相對的觀點里獲取啟發,常常讓自己得到更加可靠的結論。

但是我也發現,即便有這種心態也不能解決所有辯論,因為有些問題是可以越辯越明的,有些是怎么辯論也不明的。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來我終于知道,原來存在這“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兩種東西。事實判斷很容易理解,最簡單的如“今年的人口出生率比去年高”,非常好理解,也不會有爭議;復雜一點的如“甲算法比乙算法更優秀”,因為評判算法的標準的時間空間代價,是有公認標準的,即便大家對結論不認同,也可以通過做試驗來驗證,得到公認的結果。甚至對于“性格相近還是相異的人結婚更幸福”這樣的問題,也可以有確切的結論——我在《社會心理學》教材里看到,美國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幸福婚姻都是性格相近的人的結合(說句題外話:國內談話節目里專家們對這類話題大多只能從生活經驗來“各抒己見”,水平實在差得不是一星半點)。

價值判斷則不是這樣,“美國是好還是不好”就是典型的價值判斷,因為它缺乏客觀或公認的標準,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人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難以進行絕對評判,所以“美國是好還是不好”必然是辯不出結果的。

因此,如果要辯論,首先要分清楚這個題目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如果是事實判斷,還需要確定公認或客觀的標準,然后才能展開;如果是價值判斷則多半沒什么辯論的必要,最多談談自己的看法就足夠了。

再這么想開去,很多時侯其實也只需要“談談自己的看法”就足夠了。我們唇槍舌劍地與人辯論,誓死捍衛自己的觀點而不讓分毫,到底是為了什么呢?我讀了關于溝通的書才明白,很多辯論之所以激烈,其實無非是意氣之爭,因為我們容易把觀點人格化,“我的觀點”是“我”的化身,“你的觀點”是“你”的化身。所以簡簡單單的“我的這個觀點是對的,你的那個觀點是錯的”,不知不覺就成了“我是對的你是錯的”,“我錯了”當然比“我的這個觀點不對”要難堪太多,直呼“你錯了”也比“你的那個觀點不對”要痛快很多,加上很多時侯我們內心“就是”討厭某個人、某件事,因而窮盡辯詞也要捍衛尊嚴,贏得勝利。可是這樣把簡單問題復雜化,無中生有、沒事找碴的辯論,真的有多少意義呢?

遇上真正值得辯論的話題,也要遵守辯論自己的規矩。基礎教育告訴我們,議論有三要素:論點、論據、論證。論點是觀點,論據是材料,論證是用材料證明觀點,把二者聯系起來的過程。常說的“辯論”,也無非是說明論證己方觀點,剖析否證對方觀點的過程。但是在做論證的聯系時,存在著一個“誰先誰后”或者說“誰輕誰重”的問題:是論點優先還是論據優先,是論點重要還是論據重要?很多人習慣的是論點先行,首先占領自己喜歡或者不喜歡的高地,卻不去問到底為什么喜歡,為什么同意,然后四處拼湊一些材料作為論據來“論證”,打一場高地保衛戰(這時候,“反例”就是相當于討厭的重磅炸彈了)。

可是,并沒有人規定我們每次“辯論”都是參加辯論賽,都必須像戰士一樣誓死捍衛某個確定的高地,很多時侯辯論的目的只是為了聽取大家的意見,獲得更可靠的結論。如果我們沒有把觀點人格化,也不必像“辯論賽選手”那樣去論證固定辯題,這種難堪其實根本不存在,反倒是讓我們得到可靠結論、全面認識的好機會。大家常說的“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不正是先收集材料再總結提煉出論點,并能根據新的材料不斷修正自己的論點的過程嗎。

相反,如果我們辯論時僅僅強調“論證”和“否證”,追求“贏”的快感,而沒有擺正論點和論據的關系,在實際中必然會出現很多奇怪的現象,最終混亂自己的認知。典型的例子是網絡上某些熱衷宣傳自由民主、強調獨立思考的“公知”,談起一些話題來頭頭是道,卻經常對某些事例尷尬無語,或者理屈詞窮。其實原因并不在于他們“辯才”,而是他們的思維——如果你真的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怎么能毫無見解呢?如果你真的那么擅長鞭辟入里的“批判”,怎么能啞口無言呢。真正讓知識分子快樂的,不應該是“我贏了你輸了”的痛快,而是“我獲得了更能可靠更深入的觀點”的愉悅。可惜,很多“知識分子”似乎做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其實不算真正的“知識分子”。

如果把眼界拓寬,不再局限于逞口舌之利的“辯論”,而看到更有意義的“清楚明白地講道理并與不同觀點的人交流”,不僅僅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做起來比較吃力,普通人也是如此,而我看歐美發達國家出版的書籍,與那里的人交流,往往發現他們普遍的水平比我們要高。我想這背后一定有什么門道。經過閱讀和思考,我發現原因大概在于他們的教育里有一門課叫critical thinking,中文大概翻譯為“批判性思維”(大概因為“批判”這個詞被用濫了,所以很多人更喜歡直接用英文吧)。

critical thinking這門課講的不是單純的“辯論(批判)”,而是訓練思維的一系列方法和規則,比如如何立論、如何論證,如何展開,其中又會遇到哪些問題,應該如何避免。單單是“引用名人名言”來論證,就有一大堆注意事項:要注意是什么人、什么時侯、面對什么話題說的話,當前討論的場景又是什么,這個名人是否熟悉當前領域,他的話是否適合當前的問題……

反觀我們身邊,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名人名言的出處,引用它們不過是拉大旗做虎皮,文革時處處引用毛主席語錄,就是這種做法的極端;還有些人即便知道名人名言,卻不能正確對應到當前正在分析的問題,比如一談到中國古代就提到孔子如何說,卻不顧孔子當時的話是什么意思,也不去考證古人究竟有多少比例的人讀過并且相信孔子,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受孔孟之類書本的影響大還是水滸之類故事的影響大。

尤其糟糕的是,這樣的謬論層出不窮,卻沒有多少人覺得有問題,這或許是因為大家都沒有接受批判思維訓練,所以對于自己不理解的“高深玩意”總是一股腦地拜倒,批判地看待就更加談不上了。即便提倡要“質疑”,也是不講規矩的亂質疑,瞎琢磨。還有些時侯,結論看似是有道理的,論證過程卻一塌糊涂(目前IT圈許多所謂“分析師”最擅長干的就是這個),反而可以蒙蔽大批的人。如果這些狀態不改變,卻處心積慮地鉆研各種辯論技術,就成了詭辯的不自覺的工具,就好像在大海上航行時不辨方向,只想著如何妥善利用風力一樣可笑。

此外,批判思維還提供了一系列講理的規則,這是歷代人積累下來的智慧,也反映著我們思考時應當避免的陷阱。我就是在認真學習批判思維之后才知道,講理應該盡量冷靜,使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話語反而會影響講理的效果,也會混亂自己的思維。微信里每天都有很多人寫各種潑婦罵街的文章,編各種俏皮討巧的段子,看起來確實挺爽,但是因為“接受效果”太好,讀者往往不會深究其中的道理,作者也自我陶醉。久而久之,讀者和作者的思維能力都下降了,大家再也無法嚴肅認真的討論任何話題,自己還毫無覺察。可惜的是,這個道理似乎還沒有太多人認識。

說了這么多批判思維的重要性,但這并不是說辯論的“技術”不重要了。在我看來,批判思維更強調“內家功夫”,教導大家如何展開思維、辨識各種觀點,而“辯術”強調“外加本領”,能清楚地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讓大家能準確理解甚至接受,這種能力在很多時候相當有用。我前幾年的工作都是在跨越互聯網與傳統行業的公司,身為IT部門的領導,工作中免不了與業務部門的分歧和爭論,不過調查的結果顯示,不少人都覺得我溝通沒問題,說話做事也“講道理”。這,大概可以算我曾經迷戀“辯論術”而留下的那點有益遺產了。

原文鏈接:我與辯論的故事

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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