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岸讀書,一如既往。

浩然大氣

2015-03-27 . 閱讀: 2,906 views

只需要在最回腸蕩氣之時,成就這故事。——題記

文/馮志安

“一時盛事今安在?方信黃梁夢不真。”曾經的金谷繁華、沉淪哀傷,終成過往;如今只見“蛛絲兒結滿雕梁,綠沙今又糊在蓬窗上”;看幾許英雄,風塵滾滾,都付與衰草夕陽 ;青山依舊在,是非成敗轉頭空;茫茫古今,百千渾是戲文場。

時則名花誰主,飄來藩溷之場;混沌眾生,彷入邯鄲之道,落得一片孤憤;在暮落余裊之中,隨意的散漫,喜歡在這樣自由自在的,在一個人的世界里,冷眼俗塵。俯其形而上之唯識,仰其莽莽之草影;探其經、子、道、理、心之學,究其根宗誰主?靜寂只是一種自由,所謂低沉,一笑而過,陌紫纖塵里,只留下一份思悟與激昂。多少花落的故事,在風煙流年欲說還休。時常的那一多愁善感的憂傷,只因芬芳,一紙清詞惹人醉。

在罅隙間攜眷那風骨岸然的正氣。 于《菜根譚》開章之首則曰:弄權一時,凄涼萬古;望浮生輾轉若夢,而正氣猶在;若綿延數千年,傳承佳話,開辟鴻蒙,混濁兩翻,怠棄三正,葳視五行;又多少丹青斷腸,終究不褪;風蕭水寒,暮雨圜扉之路,曉風鈴柝之聲, 一窗明月醉清風,半盞情緣挽幽夢;正德厚生,臻于至善,拂開浮塵,人間有味是清歡!

“玉在櫝中求善價,釵于奩內待時飛。”歸闌遠夢,往事如風,堪嘆古今情不盡!

嘆浮生其若夢,為歡幾何?

撫結局以如斯,前塵已矣!

浩然正氣

左岸:無以為記,是以讀完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取讀后感之一,以敬浩然之氣。

附:《蘇東坡傳》讀后感

中國自古以來評價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壞,也就是他的人格。一個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華,也終歸無用。所以,一個人的人格可以說是他的名氣的骨干。

蘇東坡所處的時代與現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歷代為人們所稱頌,可謂家喻戶曉。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與他的人格魅力不無關系。

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一天飯后,蘇東坡捧著肚子踱步,問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兒們分別說,滿腹都是文章,都是識見。唯獨他那個聰明美麗的侍妾朝云說:“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蘇東坡捧腹大笑,連勝稱是。

“不合時宜”正是蘇東坡那堅執性格的體現。

蘇東坡堅執的性格集中表現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堅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風雨中的海燕,暴風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飛翔。

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以下簡稱《蘇》)中寫道:“蘇東坡和王安石的沖突決定了他的一生,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王安石變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過于自負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實際實施時根本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給人民增加了很多負擔。與此同時,王安石把反對他的許多賢臣都變貶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趨炎附勢毫無學識的小人。蘇東坡對這些新法極力反對,連續上書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終在群小的彈劾下被貶到了杭州。然而這只是剛剛開始。

遭到謫貶之后,蘇東坡仍然堅持對抗新政。當他看到為躲避不堪負擔的重稅而流亡異鄉的百姓,當他聽到被關進監獄的良民的哀嘆,他胸中總是積起憤懣與不滿,而這種感情都被他寫在了詩文中。《蘇》中說:“單獨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評;但合起來看,則是些動人的抗暴詩。”

他的詩文使當權的小人無法忍受,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坐牢103天。

然而出獄當天他又寫了一首譏刺奸臣的詩,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藥。”可見他并不為權勢所趨,并不為威逼所嚇倒,而始終堅持著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來英宗皇后把蘇東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學士知制誥。當蘇東坡來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堅定的與朝廷中的腐敗無能之輩對抗,他想從根本上改革國家的吏治。

蘇東坡不會說空洞的官話,不會討好朋友,也不會趨炎附勢,隨波逐流。他只知道堅持他所認為正確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對于這些,他是絲毫不在乎的。

蘇東坡堅持“人應當有不同意權”,堅持“廣開言路”,堅持文人的獨立思考,他也堅持廢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他的堅持是有意義的。他的堅持使青苗法完全廢止,使赤貧百姓的欠債連利息在內一律寬免,更使腐敗的吏治出現了一絲希望的曙光。然而,“聚蚊成雷,積羽沉舟,寡不勝眾。”在無數的謠言重傷,玷辱污蔑中,蘇東坡自己覺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陰潮的山谷,最終還是選擇了請求外放。

之后再沒有哪位大臣像他那樣在朝中堅持著正義與群小對抗了,蘇東坡死后25年,北宋滅亡,曾經鼎盛一時的王朝在北方鐵騎之下化為了灰燼。

在蘇東坡的堅執下,也有一部分人格是柔軟的,溫暖的,靜靜散發著光芒的,那便是他的人道主義精神。

《蘇》中提到有三封信,可以算是蘇東坡寫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獻。

第一封是他被貶謫黃州時寫的。他對當地百姓因貧窮而殺死嬰兒的情況深為驚駭,便寫信給太守,呼吁制止殺嬰。他在信中敘述了殺嬰的情況,并作出建議:“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綢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出生數日不殺,后雖勸之使殺,亦不肯也。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記哉!”同時蘇東坡還自己成立了一個救兒會,向貧苦的孕婦贈與金錢、食物、衣裳。

第二封信是蘇東坡1092年任揚州太守時寫給太后的。一次他視察時看見各處是青翠的麥田,但大多的農家荒廢無人。因為農民無法償還高額的本金利息,為了不進監獄,只好丟下豐收的田地而逃難。《蘇》中說:“百姓的信用一旦毀滅,商業必然隨之癱瘓。萬惡必由此而生。”蘇東坡深知這一點,于是上了一道長五千字的表章,細論處理呆賬的辦法。信中引用孔子說的:“苛政猛于虎”,提出:“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終于,1092年7月,蘇東坡所催請各點,朝廷正式頒布施行。表彰中所提的公債,全部由朝廷下令寬免了。

第三封信是蘇東坡不久于人世前寫的。東坡一生屢遭政治陷害,對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過于章敦這個人。貶東坡于嶺南、于海南,想把東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等到東坡終于得以北歸,章敦被貶嶺南,以一般人的見識,東坡這時即使不幸災樂禍,至少也可拍手稱快,但東坡卻不是這樣。這一點從章敦的兒子章援寫給蘇東坡的一封信和蘇東坡的回信可以看出。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誠惶誠恐,他為了老父親向蘇東坡求情。他以為北歸的蘇東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蘇東坡大概不會忘記他父親昔日的種種迫害,所以他滿紙淚水地寫信求情。蘇東坡抱病回信,信中說:“軾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在信中,東坡不僅把章敦認作老友,從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報復的顧慮,而且讓章援轉告其父如何儲藥養生。臥病在床不久就辭別人世的東坡,竟不惜耗費殘余的一點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兒子親筆回信,還不厭其煩地轉告這“仇人”如何保養身體,這樣的心胸情懷在幾千年的傳統文人中鮮少見到。

除這三封信以外,還有很多事跡可以表現蘇東坡人格中的人道主義的光芒。有一次他花了幾乎是全部積蓄買了一幢房子。正要接來家眷,一天卻遇見一個哭泣的老婦人,她敗家的兒子把房子賣了,她自己卻不愿搬出來。蘇東坡發現那正是他買的房子,結果把房子又退給了她,自己卻既損失了錢財,又丟掉了房子。還有一次蘇東坡把當地無主野墳的骸骨重建一大冢而埋葬,并且寫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無名死者,《蘇》中說:“他頗以那些骸骨有些殘缺不完,必須合葬為歉,只希望那些陰魂和睦相處,猶如一個大家庭一樣。”

也正是因為蘇東坡身上的人道主義的光輝,他深受百姓愛戴,成為了百姓之友。《蘇》中寫道:“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恐怕也是這個原因吧。

《蘇》中說:“杰作之能使歷代人人愛讀,而不為短暫的文學風尚所淹沒,甚至歷久而彌新,必然具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發乎肺腑的‘真純’。”而正因為蘇東坡人格中那“真純”的一部分,表現在其文章與事跡中,才得以傳得千古美名。

蘇東坡的“真純”主要表現在詩文,政治和待人三方面。

在做文章方面,蘇東坡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長行于所當行,長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蘇東坡寫文章如“行云流水”。《蘇》中寫道:“他是把修辭作文的秘訣棄之而不顧的。何時行,何時止是無規矩法則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實精確的表達出來,表達的夠好,迷人之處與獨特之美便自然而生。”而“行云流水”不也正好是蘇東坡性格的寫照么?周國平將它稱之為:“個性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奔瀉”,這不正是一種“真純”么?

在政治上,蘇東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時,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庫崩裂,稻田被水淹沒,豐收的期盼眼見著化為了泡影。然而當地的其他官員都于災情都一言不發,紛紛奏報豐收有望。

此種情況只有蘇東坡站了出來,他知道饑荒即將來臨,一方面開始存糧,一方面上表朝廷,陳述實情,吁請急速設法。半年之內上表七次。然而官僚辦事效率的低下,使蘇東坡最終還是未能成功,事情還未完成便被調走了,結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了嚴重的饑荒。

待人“真純”往往被認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蘇東坡把人人當好人,還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蘇東坡做了官以后家里邊經常來朋友拜訪他。王弗就經常躲在這個屏風后邊兒細細地聽。有一天一個來訪者走了,王弗從這個屏風后面出來就跟他說:“你費那么多功夫跟他說話干什么?他只是留心聽你要說什么,好說話迎合你的意思。”這件事情不僅表現出蘇東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時也表現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這方面蘇東坡或許永遠也無法成熟起來,因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純”的一面,無法改變。

周國平評價蘇東坡說:“讀所東坡豪邁奔放的詩詞文章,你簡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艱難的一生。”正是因為蘇東坡人格中那豁達樂觀的一面,他的詩文自然清新,奔放靈動,豪放不羈。同時他也把這種豪放之風吹入了詞中,大大擴寬了詞的題材。在“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詩人廣袤千里的豁達胸襟。

《蘇》中評價他說:“他的一生是載歌載舞,深得其樂,憂患來臨,一笑置之。”

當他被貶官黃州時,朝云生了—個兒子讓他題詩,他嬉戲道:“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生,惟愿孩子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后來蘇東坡被貶謫到中國本土之外的瓊崖海島,當地無醫無藥,他告訴朋友說:“每念京城無數人喪生于醫師之手,予頗自慶幸。”

當蘇東坡到了黃州,失去了薪俸,成了個農民,又帶著一家老小十數口,他生活期非常簡樸,開始緊緊縮編地過日子。他把錢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還準備了—個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錢以備招待意外的訪客。面對境遇的陡落,蘇東坡心中自然也苦悶難當,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間,自得其樂。正如他所說的:“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無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蘇》中寫道:“蘇東坡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像一陣清風度過了一生。”真是評價得再恰當不過了。

蘇東坡具有以儒學體系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滿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內道”的作風,最后成為了蘇東坡性格中的超脫。

《蘇》中寫道:“蘇東坡這種解脫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變化,這種變化遂表現在他的寫作上。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詼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我想,這便是蘇東坡的超脫。

蘇東坡一直以陶淵明自比,享受安閑的田園之樂。他也從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華,構成自己的人生觀。他雖未入教,但卻從宗教的哲學中獲得了超脫的快樂。所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就是這樣吧!

蘇東坡經歷了“烏臺詩案”之后感受到生命猶如趴在旋轉的磨盤上的螻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為了尋求心靈的安寧而開始轉向宗教。蘇東坡在《安國寺記》中寫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

他的“一蓑煙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的“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不都是他對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領悟么?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鴻飛哪復計東西。”《蘇》中有一段話是這首詩最好的注解:“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剎那顯現間的一個微粒,他究竟是哪一個微粒,又何關乎重要?所以生命畢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盡情享受人生。”

蘇東坡的人生走到了終點,可是他的“浩然之氣”依然在山河間久久回響。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浩然之氣,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帶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獄,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這種浩然之氣才是萬古不朽的。

最后引用蘇東坡的一首《水調歌頭》(快哉亭作):

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渺渺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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